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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个老婆回家分红——城镇化过程中假结婚问题研究
发表时间:2019-04-09
 

“租”个老婆回家分红

——城镇化过程中假结婚问题研究

丁保银[①]

(广东合盛律师事务所 广州 510623

    [内容摘要]

    为了进一步推进城镇化进程,2015年国土资源部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了《征用土地公告办法》,其中最受社会关注的就是针对“农村征地补偿方案”的规定。随后,各县级单位都相继出台了相关规定。尽管具体细节各不相同,但是总的补偿规则还是“按户口分红”。因此,小伙子娶“户口”不娶人的现象便出现了,许多农村刚到适婚年龄的青年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补偿款,选择“租”个老婆回家,即与他人签订协议假结婚,在获得分红后再与其离婚。

    那么问题来了,“假结婚”的定义是什么?假结婚中,人身权益、财产权益问题如何解决?假结婚的法律效力如何界定?国外的经验又是怎样的呢?本文将就以上问题进行一一解答。

    [关键词]

    城镇化  分红   假结婚   法律风险   法律效力

第一章:城镇化与假结婚

一、城镇化对农村的影响

(一)城镇化的含义

    城镇化的过程就是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其比率是指某个地区城镇常住人口与该地区总人口的比例。[②]根据相关的报道指出,目前世界各国平均城镇化水平为 50% 左右,发达国家约为 80% 90% [③]

(二)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村体现的特点

    在城镇化的历史巨轮碾压下,以往落后的农村已经发生了蜕变,渐渐地跟上了现代城市的节奏。昔日的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比如在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等方面。但是,在一幢幢高楼大厦拔地而起、车辆川流不息的城镇化蜕变背后,海量的耕地被蚕食,征地纠纷也纷至沓来。

    在这个过程中,农村所呈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农民生活更加便利、农民发展机会增多、农村土地价格上升[④]等。

(三)城镇化对农村的影响

    城镇化对农村的影响既有积极的、又有消极的。

    城镇化为农民发家致富提供了较好的设施设备等基础条件。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为城镇建设添砖加瓦。与此同时,城镇化为农民适应新时代提供了平台;城镇化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⑤]

    然而,城镇化对农村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小觑:大部分农村居民都在城镇化过程中饱受城乡二元制的制约;过于重视物理外观的城镇化使得“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农业用地被大规模征用,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农民住宅属于集体土地使用权,无法像商品房一样进行交易,部分只能以较低的价格在村民间流转;农民在面临拆迁时,回迁后的房屋仍然属于集体产权。 [⑥]

    以上种种影响都使得农民在争取自己的征地补偿款时显得十分积极,并且将其视为以后自己终身的保障。由于部分补偿款发放政策实行按“人头”分红,部分村民采取“假结婚”的形式来获得更多的补偿款——即与他人签订“结婚获得补偿款后离婚”的协议。当然,与其假结婚者也将轻松地获得一笔酬劳。这样的“交易性婚姻”不仅违背了婚姻的属性,还具有一定的法律风险。以下将就这些问题进行论述。

二、假结婚的含义及其特点

(一)婚姻的属性

    “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这句话很好地概括了婚姻的两大属性。即其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自然属性,是指婚姻家庭赖以形成的自然因素。比如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别,人类固有的性的本能以及通过自身繁衍而形成的血缘联系等。而社会属性,是指社会制度赋予婚姻家庭的本质属性。简言之,即“合二性之好,事宗庙”。

    从婚姻的属性来看,婚姻并不是一场交易,不是一次买卖,而是达成了“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等婚姻合意的两人经过合法的程序订立一份契约以确立夫妻关系、同享夫妻权利、共担夫妻责任。

    为什么说婚姻的属性(尤其是社会属性)十分重要呢?自然属性即婚姻的生物功能,实现物种的延续。[⑦]自然属性不是人类特有的,而是人与动物都共同拥有的。自然属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地失去了意义,如果人与人的结合只是为了物种的延续,那么大可以不通过婚姻的形式。婚姻的社会属性不仅具有法律意义(保障双方的性排他权等夫妻权利义务等),还具有经济上的意义[⑧]——比如,夫妻的结合可以使两人的收入合并,变为两倍,但支出却未相应地变成双倍;夫妻的结合可以使得任何一方都无需独自承担因生病意外而产生的经济压力等。

    婚姻的社会属性不仅使人类区别于动物,还具有稳定社会秩序、享受法律保障、经济效用最大化的功能。婚姻的社会属性是判断婚姻是否虚假的重要标准之一,因为虚假的婚姻往往具有短期性、不稳定性的特征。其次,由于双方当事人是为了特定的目的而结合的,两者不可能互相承担义务、互相照顾、互相扶持,因此也达不到经济效益最大化。

(二)假结婚的含义

    何谓假结婚?假结婚明显地不具有婚姻的属性,而更多地偏向于交易性质的合同行为。

    狭义上的假结婚是指未婚(离异)男女双方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的目的,双方合谋向婚姻登记机关领取结婚证或采取其他方法办理结婚的情形,双方成立夫妻婚姻关系,等到双方当事人已经实现结婚前约定的某种目的后,缔结婚姻的夫妻又去办理合法的离婚手续。[⑨]而广义上的假结婚则包括:使用虚假的登记材料进行登记。

    从含义来看,狭义上的假结婚具有三大要件:第一,假结婚双方当事人都对假结婚意思的目的知情,即在主观上存在共同的虚假的故意;第二,假结婚的双方当事人在假结婚后,通常都会在实现了其结婚前约定的特定目的后,便按事前约定离婚,使两人的社会状态复原;第三,假结婚在道德上违背了公序良俗,在法律上践踏了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和相应的法律政策。

    简而言之,狭义上的假结婚就是双方当事人在假结婚前以书面或口头的形式约定假结婚后要达成的某种特定的目的,在完成该目的后便去办理离婚手续,恢复单身状态。而广义上的假结婚,即只要结婚必备的条件或结婚的程序中存在虚假信息则可认定为假结婚。

(三)狭义上的假结婚的特点

    特点一,假结婚的双方当事人并无结婚的真实意思表示[⑩]。当事人双方没有结婚的真实意愿,只是希望通过借助婚姻的外壳达到某种必须以结婚为前提的特定目的。与此同时,双方当事人真实的婚意表示不是缔结婚姻法律关系,而将缔结婚姻关系视为一种手段。[11]

    特点二,假结婚持续的时间很短。即双方当事人会在事前便约定完成特定目的后离婚。因而假结婚的婚姻具有短期性。但是实践中,有时会出现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反悔的情况,所这个离婚的约定并没有约束性和稳定性。

(四)假结婚的现象

    假结婚分为两种情况——材料假与意思假。[12]

    材料假比较简单,即双方内心意思表示真实,但提供的用于登记的材料却不是真实有效的。比如,身份证信息不真实。最常见的是,当事人年龄不符合法定婚龄,但是“爱情结晶”却即将面世。根据《婚姻登记条例》第五条,婚姻登记机关对当事人的审查主要是形式审,而非材料审,因而出现了此情况下乌龙的“虚假婚姻”。即我们上述所说的广义上的假结婚。

    第二种情况:意思假。简而言之,就是结婚的双方并不是出于缔结婚姻的目的而进行婚姻登记。即前面所提及的狭义上的假结婚。

    当然,现实生活中存在两种情况的竞合:在意思假的情形下,当事人可能同时存在使用假材料的情形;在材料假的情形下,婚后当事人可能因后续的矛盾纠纷再以申请婚姻登记的材料假为由主张该婚姻不成立、无效或者离婚等。

三、城镇化为什么会诱发假结婚   

    城镇化诱发假结婚的根本原因就是利益——对征地补偿款等分红过于紧张。并且,这与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呈现出来的特点息息相关。

    如前所述,城镇化对农村的影响十分巨大,但消极影响也总是如影随形: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而自己曾经赖以为生的农业也不复存在,于是开始变得惶惶不可终日,把补偿款看作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除了城镇化导致农民失去生产生活资料之外,补偿款的数额、补偿款的分配政策也是诱发假结婚的原因。国家考虑到农民的生产能力、生活习惯等,往往会给予农民较充足的补偿款,其数额往往是农民一年收入的好几十倍甚至百倍。因此,从数额来看,补偿款是十分诱人的。再之,农村的补偿款分配细则往往会与乡规民约相结合,换言之——由村委会自己制定。而大部分的村委在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原则下,往往会采取按户籍来分。更有苛刻的村委甚至会要求外嫁女把户籍迁走,以免“补偿款外流”。[13]据此,未婚的村民便心生妙计,与另一适龄女子约定假结婚,获得补偿款分红后再进行合法离婚。但这样的假结婚并不是无偿,村民往往会与其“老婆”约定获得的分红如何分配,或者直接支付其相应的费用。因而,本文将其称为“租”个老婆回家分红。这样假结婚的情形并不少见。甚至还出现过,为了百万拆迁款,公公和儿媳假结婚[14]的闹剧。

    除了城镇化会诱发假结婚外,其他相关政策或大变动也曾诱发过假结婚。比如说,典型的国籍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些福利政策较好的国家,比如日本、加拿大等,经常会打击为逗留其国内而假结婚的行为。[15]

    为了利益,许多人都会不惜划花自己的“底子”,再近一点的例子就是香港了。在20082012年的四年里,假结婚人口激增47倍,2011年还定罪了179人。其中,80后的“港女”最为抢手,她们如果和内地居民假结婚便可获得5万至8万不等的酬劳,她们不需要操心太多,只需要配合办理结婚证即可;如果和东南亚等外国人结婚,其酬劳则是从8万开始起跳,十分可观。[16]同样地,在城镇化过程中,也有不少女士为了能够轻松快捷地获取一大笔酬劳,会愿意与具有分红资格的未婚的农村居民“合作”,假结婚以获取农村户籍从而获得补偿款。虽然并没有相关的数据统计究竟有多少这样的假结婚情侣,但是从各地纠纷数量来看,这样的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

    简而言之,为了利益,“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未婚的村民想要获得更多的分红,而另一方假结婚的当事人又想要轻松地获得大笔可观的酬劳。于是,在城镇化过程中,由于补偿款的数额巨大、补偿款的分红政策不够科学有效等原因,部分农民借机进行假结婚以骗取更多的分红。

第二章:假结婚的效力与风险

一、假结婚的效力

(一)国内关于假结婚效力的相关规定

    1.我国立法中对假结婚的认定

    在谈论假结婚的效力规定之前,先了解一下国内关于结婚效力的规定:婚姻效力的构成要件、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以及无效或被撤销婚姻的法律后果。

    婚姻法律效力之构成要件[17],是指合法有效婚姻成立必须具有的条件。不具备有效要件,婚姻会经法定程序宣告无效或被撤销,即该婚姻自始无效,不受保护。而构成要件又分为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婚姻法》第五条、第六条及第七条规定了结婚的实质要件——具有结婚的共同意思表示;达到法定结婚年龄;符合一夫一妻的法律制度;同时婚姻当事人不能是一定范困内的亲属或者是患有特定疾病的人。以上种种实质要件必须同时满足;结婚的形式要件则要求男女双方结婚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登记,办理结婚证。结婚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必须同时满足,男女双方的婚姻才能在法律上被视为有效。

    2.我国司法实践中对假结婚的认定

    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对假结婚的认定不会一概而论,而是分不同的情况并且考量多方因素后才进行认定该假结婚是有效或无效。[18]

    当发生婚姻法律关系纠纷时,若证据足以证明婚姻缔结的双方当事人没有共同生活、组建家庭的意思表示,但双方当事人要求对子女抚养和家庭财产分割进行裁决时,应当认定婚姻已经发生缔结的效力。如此认定,有利于维护法律权威和婚姻公示效力。但是当要考虑保障当事人人身权、财产权及子女抚养等合法权益时,司法实践应当持相反的态度,才能有利于保障缔结婚姻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国外法关于假结婚效力的相关规定

    国外法关于假结婚效力的相关规定在不同的法系中有着不同的认定条件。本文将以法国、德国、日本等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和以英国、美国两个典型的英美法系国家的立法为例,归纳和总结国外法对假结婚效力的相关规定及其认定要求。

    《法国民法典》:在程序方面,婚姻仪式举行前,身份吏应于区、乡政府的门前,揭示两次公告,前后两次公告须隔八日,包括一个星期日在内。公告及以后须作成的证书都应记明未婚夫妻的姓名、职业、住所、成年或未成年,以及父母的姓名、职业与住所。(第63条)在立法方面,明确规定了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法律后果——对善意配偶推定有婚姻的效力,对恶意配偶推定其婚姻无效(第2条);对婚子女产生婚生效力。[19]

    《德国民法典》[20]:婚姻的生效并不以登记为要件,以户籍官员的宣告为生效要件(第1310条);而撤销婚姻的原因包括:意思表示不真实。而意思表示不真实体现为:无意识状态或处于暂时性的精神错乱状态所为之婚姻、不知其所为之事为婚姻;欺诈婚姻;胁迫婚姻;虚假婚姻。(第1314条)

    《日本民法典》[21]则强调真实意思表示的重要性,要求缔结婚姻必须出于两人的自愿。(第四章第二节)

    与大陆法系不同,英美法系在结婚程序方面独具特色。以1960年英国结婚法[22]为例,如果缔结婚姻的双方当事人在婚姻存续的过程中都不是以缔结婚姻为目的的,并且在行为上也不共同生活,而是在实现了特定的目的和自己的利益后就选择离婚的,那么在英国结婚法的认定里:双方当事人的婚姻从未成立过,即两者连结婚的程序都未完成。

    同样是英美法系的美国结婚法也令人耳目一新。美国结婚法[23]为了有效地减少“诱骗”结婚、假结婚真交易的情况,设定了一套“结婚准备期”规则:即当事人必须在结婚申请获得批准以后的第3天到第183天这一期间内举行婚礼。除了这一套规则外,和《日本民法典》一样,美国结婚法也认为非真实意思表示的婚姻是宣告婚姻无效的原因之一。

    综上,无论是中国还是国外的法律规定,对假结婚的认定条件都是:意思表示不真实。即缔结婚姻是为了特定的(除了缔结婚姻关系外)目的,而非为了合法地共同生活。据此,在城镇化过程当中,为了补偿款的分红而缔结的婚姻已经符合了无效婚姻的条件——意思表示不真实,应当被认定为无效的婚姻。但如前所述,国内的司法实践并不会一概而论地认定其婚姻无效,而是需要综合考虑许多因素。换言之,如果凭借两人签订的“协议”是无法说服法官马上认定该婚姻无效的。

二、假结婚的法律风险

    虽说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慎重地考虑各种因素,不要一概而论地认定其无效正确的,但正是假结婚的效力无法被轻易地认定为无效,假结婚才潜在着巨大的法律风险。

    尽管虚假婚姻的双方当事人缔结婚姻不是他们的真实婚姻意思表示,但是依照当前的法律规定,当事人的假结婚行为的确产生了法律效力。那么这种婚姻行为就会使得夫妻双方当事人因婚姻缔结而发生人身关系方面权利义务的变更[24],并且也会产生财产分配和子女抚养等诸多问题。

    总的来说,假结婚会带来人身权益方面和财产权益两个方面的风险。

(一)婚内不自愿性行为(人身权益方面的法律风险)

按照现行有效的《婚姻法》规定:一旦当事人双方通过法律程序缔结了婚姻,该行为就会受到婚姻法的约束,即使双方当事人缔结婚姻的行为是为了特定目的而采取的手段。一旦缔结了该婚姻关系后,尽管在缔结婚姻前,双方达成协议约定“结婚获取某种利益后即办理离婚”,该条款也会因为其属于人身法律关系,而既不能被合同法调整又不能被婚姻法调整,从而变成没有法律效力的约定。

当婚前所达成的协议没有或不容易被认可其法律效力时,双方当事人的人身权益很容易受损,其中最常见的是:假结婚的一方如果遭到强奸,极有可能面对求救无门的状况。

    强奸,是指违背 妇女的意志,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刑法》第236条)从该条文来看,强奸罪的本质特征是违背妇女意志,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使用暴力强行与妇女发生性行为;主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必须具有奸淫的目的;犯罪主体属一般主体。换言之,只要是在违背妇女意志的情况下,实施暴力与妇女发生性行为的人即可成为犯罪主体。司法实践中一般主体仅指男性公民,女性只能构成帮助犯,而不能构成实行犯。丈夫作为男性公民,完全可能构成强奸罪的主体。但丈夫使用暴力强行与其妻发生性行为是否构成强奸罪呢?

    从立法上看,至今为止无论是1979年刑法还是1997年刑法,均未明确规定丈夫能否构成强奸罪。直至最早的刑法修正案(九)也未给出明确的规定。从司法上看,唯一一例成功判处“婚内强奸”的案子是上海青浦区一案——被告人王卫明使用暴力强行与其尚未正式解除婚姻关系的妻子发生性行为,构成强奸罪。其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被告人的行为符合刑法规定的强奸罪的主客观要件;二是被告人王某与其妻的离婚判决未生效之前的婚姻关系受到法律承认,但被害人更要受到法律的保护。

    “婚内强奸”十分难成立主要是因为其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以及不符合强奸罪的本质特质——违背妇女意志。依照罪刑法定的原则,婚内性暴力是一种“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因此,在婚姻存续期间,丈夫不能成为强奸妻子的犯罪主体。

    其次,判断是否构成强奸罪的主要标准是“违背妇女意志”。而无论是司法还是立法,婚姻关系的存续都会使得判断受到阻碍。司法实践中,往往会如此认定:在婚姻关系存续之外的情况下,主要根据妇女本人是否自愿发生性关系来判断有无“违背妇女意志”问题,而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则不存在有无“违背妇女意志”问题。(这是因为:婚姻法等法律法规确认了夫妻的正当婚姻关系,完全认可夫妻彼此有性生活的权利与义务。即使丈夫采取强制手段强行与妻子发生性关系,也难以谈得上侵犯妇女性自由权,“违背妇女意志”)。

    所以,双方当事人为了获得更多分红而缔结婚姻存在极大的人身权益方面的风险严重者甚至危及性命[25](婚内强奸曾出现过“致其妻子死亡”的案例)——强奸会被认为是“婚内强奸”,而“婚内强奸”认定率极低,救济困难。如前所述,婚前为特定目的达成的协议是没有或不容易被认定其法律效力的。因此,当被性侵者想通过诉讼的途径进行自己的权利救济时,法官往往会认定其为“婚内强奸”。而“婚内强奸”比起一般的强奸,受害者的权利救济会更加困难。

    (二)当傻白甜遇上白眼狼(财产权益方面的法律风险)

    双方当事人采取假结婚的方式以达成自己特定的目的,他们常常会出现为了尽快获取利益而没有充分考虑假结婚的法律风险。除了上述所说的人身权益方面的风险外,财产权益方面也存在着风险——最常见的是“夫妻”共同债务。

    为什么假结婚的两人需要共同承担债务呢——缔结了法律关系后,婚前所达成的“结婚获取利益后离婚”的协议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因此,在婚姻法律关系的两人需要共同分担债务。于是,就会出现“傻白甜遇上白眼狼”的情况——比如,两人约定缔结婚姻获取100万的分红后,五五分账,然后就马上去办理离婚手续。殊不知缔约的一方(通常是男士,但不排除女士)在其合同存续期间(婚姻存续期间)大肆挥霍,夜夜豪赌,欠下累累债务。直至被催还债务之时才幡然醒悟。

    两人签订的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因而在婚姻存续期间产生的债务会被视为共同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如果无法证明,那么夫妻双方就要对此共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实践中,这样的举证是十分困难的。

    因此,为了分红或者轻松地获得一大笔酬劳签订这样一份无效的“先结婚后离婚”的协议很有可能会落得人财两空的局面。在城镇化的大背景下,我们应该完善和细节化相关的法律法规,把此种假结婚的行为扼杀在摇篮里,防范于未然。

第三章:防范假结婚的建议

一、设置婚姻考验期[26]

    《婚姻法》以及相关的婚姻立法,都没有设置相应的考验期,这样便给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尤其在城镇化过程中,面对巨额补偿金诱惑时更轻易地践踏婚姻登记制度等相关制度的尊严。

    为此,可以设置婚姻考验期制度——对认为存在利益输送关系的、一时冲动的、资料可能作假的当事人(并非每一对准夫妻)进行待婚期和公告期等的考验,以提高违法的成本。具体的时间长短可参照各典型国家对婚姻考验期的设定。

各典型国家对婚姻考验期的设定如下表所示:

典型国家

法典(法律)名称

待婚期

公告期

法国

《法国民法典》

300

10

意大利

《意大利民法典》

300

8

瑞士

《瑞士民法典》

300

6个月

日本

《日本民法典》

6个月

-

俄罗斯

《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

-

1个月

英国

英国婚姻法

-

21

(表格数据来自:程维荣、袁奇钓:《婚姻家庭法律制度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二、建立对善意方的保护制度

    为了响应联合国关于保护妇女、儿童权益和公平原则等的相关规定,许多国家都相应地在立法与司法方面都对善意配偶一方权益采取保护的态度。在城镇化过程中,由于牵涉到繁复冗杂的利益关系,“租”个老婆回家分红这样的现象屡见不鲜。如果法律一律以“全有或全无”的原则来规定婚姻的效力,显然会对这场荒唐婚姻里的善意方不公平。比如,虽然双方当事人在婚前签订的“先结婚获得分红后离婚”的协议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应该在特定的情况下——婚内强奸发生一定的证据作用。或者在夫妻共同债务承担时,能够作为追偿权的依据被法院采纳等。

三、增设可撤销婚姻的类型

    可撤销婚姻是男女双方或一方缺乏结婚的真实意思,因受他方或第三方胁迫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而结合的违法婚姻。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一方可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

    根据我国《婚姻法》第11条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院请求撤销该婚姻。”换言之,《婚姻法》只规定了“受胁迫”作为可撤销婚姻的法定事由[27]。从立法的原意来看,以是否“受胁迫”作为能否撤销婚姻的标准,即可以认为《婚姻法》旨在保护婚姻的自由以及自愿,也就是强调意思表示的真实性。

    因此,我们可以以意思表示是否真实作为重要的判断标准,增设可撤销婚姻的类型,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婚姻法》第11条的规定。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假结婚现象泛滥的情况下,《婚姻法》以及相关的实施细则应该将缺乏结婚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并未受到胁迫的假结婚也纳入可撤销婚姻的类型。

四、可将其纳入诈骗罪的情形

    根据《刑法》第266条的规定,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该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侵犯的对象是国家、集体或个人的财物。在客观上表现为使用了欺诈的方法。而欺诈包括但不限于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无论是虚构还是隐瞒过去、现在、未来的事实,只要虚构或隐瞒了,都算是欺诈的行为。再次,该欺诈行为需要令人产生认识上的错误。即其行为必须要使得一般人产生认识上的错误才能被认定为欺诈行为。而成立欺诈罪需要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之后对其财产进行处分。财产的处分包括行为和意思——作出意思和行为的区分以便于区分诈骗和盗窃。最后,欺诈罪的成立还需要被害人处分了其财产之后,犯罪主体获得财物,而被害人的财产则因此而受到损害。

    诈骗的主体要件方面: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即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并且到达法定刑事责任年龄的自然人都可以成为犯罪主体。在主观方面要求犯罪主体具有直接故意,即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

    简而言之,诈骗罪是由自然人构成的犯罪,且其主观心态表现为故意,表现形式是通过欺骗的方式来获得非法财物。而罪与非罪的界限主要看的诈骗财物数额的大小:诈骗财物数额较小,危害不大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又比如,正常的借贷代人购物拖欠货款的行为,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对借贷或拖欠他人财物打算并设法归还,不构成犯罪。

    而在城镇化的过程当中,假结婚以骗取更多分红的行为已经符合了诈骗的客观和主观要求。在客观方面,假结婚的双方当事人虚构了其缔结婚姻关系的真实意思,并且使得同一个集体经济组织里的成员产生了两人是真实婚姻的错误认识。由此,大家便会接纳其成为新的成员,并对大家所共有的集体分红(补偿款)进行处分,将补偿款分给假结婚的当事人。而当事人在收到该补偿款后,按照协议与其假结婚的另一半进行瓜分。虽然,这看起来并没有实质上损害集体经济组织里的成员的财产,但是在实质上已经使得其补偿款的数量变少。饼只有那么大,分的人越多,分得越少。这并不是可以忽视的行为,因为补偿款是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后的补偿和保障。假结婚以获得分红的行为不仅是诈骗金额巨大,而且性质还十分恶劣。因而,将其认定为诈骗罪的一种并不为过。

第四章:结语

    在城镇化过程当中,农村的变化巨大,由此对农民的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国家对其进行补偿以保障其往后的生活,往往会给予其比较合理甚至是客观的数额。于是,便有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后惶惶不可终日的村民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补偿而采取“租”个老婆回家分红——与未婚或离异女子约定结婚获取分红后,按一定比例分配,并在分红结束后再离婚。

    虽然,《婚姻法》的规定给予了公民自由缔结婚姻的权利,但是并不意味着就应该对利用婚姻自由作为幌子而获取利益的公民采取消极的态度。《婚姻法》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应该对婚姻自由进行一定的适度的限制,不能给利用城镇化政策的人留下可乘之机,导致假结婚泛滥。假结婚不仅会伤害缔结婚姻的双方当事人合法的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还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破坏社会的风序良俗。婚姻行为应当尊重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却不应该盲目地轻率地相信当事人而有损婚姻登记的效力。认定假结婚无效不仅会是的婚姻登记的公信受损,还会使得婚姻的安定性大打折扣。

    对比国外的婚姻立法后,再审视这些假结婚现象,会发现假结婚的现象源于我国婚姻制度的不够完善——过于强调婚姻自由而缺乏对这种自由的合法限制、婚姻登记审查形式化。这便是会传达给当事人一种信息——假结婚的成本很低,速度很快,是一个很好的手段。据此,要改变这种问题,使《婚姻法》在城镇化过程中能够继续维护社会的稳定性、保卫婚姻登记的公信力,应该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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